（星星生活专稿/作者：爱平）对于穿衣打扮，我是一个迟觉迟悟者。

记得被公派出国的那一年，我拿到单位给的500元“置装费”，觉得是挺奢侈的的一个数目。兴冲冲地跑到市里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先买了一件酱紫色的长羽绒服，然后在上百个“艺术毛衣”中，选了一件白色带咖啡流苏的宽松式样。毛衣本身是件艺术品，人人见了都说好，就连当时我暗恋的一个小男生来我家道别，也说毛衣漂亮，我自然是激动异常。

毛衣穿在我身上，也不难看，可是沉、重、大。当时的我奇瘦：一米六五的个头，体重不到九十斤，在这件墨西哥人poncho一样风格的毛衣的重压之下，人显得更小更瘦，好像白色的帐篷上顶着一个模糊不清的面具。

好在那会儿还懂得松紧搭配的道理：毛衣下面，是一条蓝色的弹力牛仔裤，被同行的男士赞曰：“大腿还没有我的胳膊粗”。就是这副样子，伴着我去了我的平生第一次美国之行。

若干年后，当我再次翻出那次出国的照片来看的时候，自己先骇了一跳：妹妹头，黑框眼镜，枣核般的脸，在两个硕大的黑框子之后几乎消失了。再加上那件硕大的“艺术毛衫”和两根细棍一样的腿–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全身的披挂。每张照片，我的表情都无从考究，因为模糊，看得见的只有那全身铃铛朗的“身外之物”。

惊吓之后明白了那句话：衣服是为了突出和烘托穿衣者，而不是相反。我的样子，就正正好好是相反。这次的惊吓，大概是我的“自我意识”朦胧觉醒的第一步，显然还很不够。

受了美国之行的刺激之后，开始自己琢磨起出国事宜来。试考好了，申请递上了，还缺着一个担保人。听一个朋友说她的一位“华人教授”朋友要从纽约回国来，我就使劲儿撺掇着她让我和这个人见一面。接到朋友的电话，我撂下书本就去了，也没想到应该倒饬倒饬自己。

那个教授人很随和，没几天就混熟了，有一天教授说：“纽约的女孩子好漂亮的，很会打扮，你们这里也有时装杂志吧？要不我下次来带一些给你们。”教授是好意，但后来每次想到他这句话，我就觉得教授不愧是留过洋的，说起话来很有外国人含而不露的味道。

想想第一次见他时我自己的样子：薄薄一条米色的“料子裤”吊着两根带子兜在一件紧身条纹T恤上，迎合着那阵子流行的“吊带裤”的时髦。吊带T恤的样子倒也罢了，可是那身衣服，都是街头小店的东西，实在是不应该穿出来见人。平时穿着自己并不觉得，等借着教授的眼睛重新一打量，顿时觉得手脚都放错了地方。

尤其是等有一天看了若干集“欲望都市”(Sex and City)之后，再回味教授的话，那言外之意就更明白了。看惯了橱窗一样精致优雅的纽约女人的教授，见到我们这些个小城女人不修边幅、不解风情的模样，当然要忍不住好心“规劝”了。

那些追崇时尚和风情的纽约女人，高跟鞋丝袜墨镜手袋贝雷帽香水口红睫毛膏，各种时尚元素一样不少。工作逛街旅行吃饭聚会，什么场合着什么样的行头。每日的扮相也绝不会重复，就连居家，也是风情万种花样辈出。道理不是不懂得，可是时尚的亦步亦趋，是要有坚强的荷包作后盾的。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放弃了美国，选择来加拿大。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剩女”年龄了，学也不上了，一心只想找老公找工作。通过政府机构终于联系到一家公司，人事经理真是非常的好，听说我没有车，主动提出到附近的咖啡馆面试我。

激动之余，我翻出所有的从国内带来的衣服摊在床上。可是对北美文化常识仅限于书本知识的我，还从未经历过北美面试的“洗礼”，满脑子想的就是应该打扮得越漂亮越好，于是挑了一件自己最喜欢的粉色吊带裙，还化了一个自认为与粉色相配的妆，才匆匆忙忙去了。

坐下来和那个经理谈了没多久，我就意识到了自己选择的失误。因为那个经理有意无意地总拿眼睛瞟我的衣服，看那样子也不像在动“邪念”，那一定是我的衣服穿得不合适？这一不自在，本来就不太顺溜的英语就不时被卡住。面试还没有结束，我就已经知道结果了。

虽然没有得到那份工作，但那次面试至少教会我一个常识，那就是：在北美，穿衣是绝对讲究场合的，牛仔休闲小礼服，不管多时髦多美丽，是绝对不能用来面试的。如果穿了，就显得你：第一，对面试人、对面试工作的不尊重不认真；第二，如果是选择错误，那就说明你是一个连衣服都不会穿的女人，其工作能力也很让人怀疑；最后，选择的错误也说明了你对人家社会和公司文化的一无所知。一个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你能很快地融入人家的公司文化。

在加拿大生活五年之后，也终于混到了一份“专业工作”，我特意为那次面试买的灰条子西服套裙像纪念品一样被我高高地悬了起来。不仅仅是为找到了工作，也是我对“自我形象设计”这门自修课交的第一份还算合格的试卷吧。

不止是面试服装，现在出现在各种场合，我都对自己的形象都比较有自信，因为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在“时场”上的不断总结经验，我对自我形象有了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认识，而我的服饰观，也正在更加准确地体现着这一认识。每次有人夸赞我的衣服的时候，我总是先自我陶醉一下，然后就由衷地感谢我那些压在箱底的戴着黑框大眼镜的出国照。